趁年輕必看的《人生七年》

  中文互聯網上有一個提問:什么電影要趁年輕看。答案的第一名是《人生七年》。


  上個月,英國紀錄片《人生七年》(7 UP)播出了第九個續集。這部紀錄片挑選了14個7歲兒童,每隔7年回訪一次,畫面從黑白到4K高清,觀眾能在十幾個小時里看完14個人63年的真實人生。


  一分鐘前,男孩快活地搖晃著腦袋,接下來,熱情洋溢的孩子變成害羞的少年,又變成緊張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。 鏡頭一轉,他已經56歲了,有一個妻子或一個前任,做一份工作或只有黯淡的前景。腰帶束縛著他肥胖的肚子,下顎越來越寬。


  時間的重量掛在觀眾心上。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筆下虛構的人物,也不是名人列傳,沒有影視作品包裝過的青春和情懷,而是14位普通人,演出平凡生活的戲劇。


  對于觀眾來說,看這部紀錄片就像參加7年一次的同學會。也有人說這是一部“恐怖片”,因為每一部都是人生不可逆的過程。


  這是游戲的整部攻略,無論你處在第幾關,都可能有興趣一探結局。當7歲和14歲的孩子在鏡頭前談論理想時,觀眾也想知道它們究竟實現了沒有。


  “我比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還有名”


  《人生七年》最新一集的豆瓣評分是9.6分,歷史上每集的得分都在9分以上,在英國本土被評為最偉大的50部紀錄片之一。


  1964年的夏天,影片在英國的電視臺播出前,有的制作者反對這個名字(7 UP),因為它撞名知名飲料(七喜)。半個世紀之后,這個系列的氣泡迅速擴散全球,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觀眾,也為主人公的命運落淚。


  底層小孩托尼,外號猴子,精力過旺。一位孕婦看到《7歲》里的托尼后,給孩子起了一樣的名字。后來,托尼成為一名出租車司機。有一次載了巴茲·奧爾德林,他是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類。路人敲車窗,請求簽名。猴子托尼遞給身后的前宇航員,路人卻大喊,“不不,我是找你簽名!”


  “知道嗎邁克爾,我比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還有名!”托尼說。


  邁克爾·艾普特是紀錄片的導演,后來成為多產的好萊塢影人,指導過邦德電影,但他把人生系列視作墓志銘。


  有一次,他與4個女性主人公之一的素恩參加美國電影節,街頭的陌生人突然擁抱了素恩,跨越大西洋的信號認出了她,“我是看著你從7歲長大的!”


  希伯來語7有“完美”的含義,在英國,有“七歲看老”之說。


  半個多世紀前,倫敦動物園還沒有因為拍攝《哈利·波特》而名聲大噪,一群7歲的孩子圍在寒酸的圍欄外看北極熊。那個年代好像沒有童裝,孩子們穿著縮小版的大人衣服在游樂場上躥下跳,在拍攝者組織的派對上追逐氣球,素材剪輯成一部30多分鐘的黑白影像,敘述者說通過這群孩子能“瞥見英國的未來”。在2000年,這群人將成為英國不同階層的主力。


  邁克爾·艾普特當時是個22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助理。他在英格蘭南部花了3周的時間物色合適的兒童。孩子們處在社會圖譜的兩端,私校富家孩子準確地預測自己未來將升入牛津劍橋;鏡頭里,窮苦孩子則瞪著無辜的大眼睛問采訪者,“大學是啥意思?”


  最終找到的14個孩子,來自倫敦的上流階層家庭、利物浦的中產階級家庭、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家庭、農村家庭和兒童福利院的孩子。


  即便是黑白影像,影片的對比還是過分刺眼。上流社會的孩子在課堂上用拉丁文唱歌,學古典芭蕾,窮人孩子熱衷于打架和瘋玩;富家孩子自稱課余時間閱讀《泰晤士報》《金融時報》,因為有自己的股份,底層只想吃飽飯少罰站少挨打;有錢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學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攝,穿著無可挑剔的衣服,散發出一種冷漠的氣質,福利院的孩子則需要仰拍,他的眼神永遠只在地板上漂浮。


  主創人員有個未實現的想法,讓孩子們并排站在街上,其中3個向前走,旁白說:“這群孩子里只有3個會成功。”


  美國影評人羅杰·艾伯特說,“教育家和社科學者看著這些影片可能會感到絕望,因為一個人將來的生活過得怎樣,其實早在7歲時就都定下了,甚至在子宮中就已形成了……”


  事實果真如此嗎?


  來自農村的尼古拉斯揮舞著小手說,“別人喜歡到鄉下度假,而我喜歡去城里。”他的回答伴隨著牛羊的叫聲。那次動物園的集會是他第一次去倫敦。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莊的唯一一間教室上學,孤獨和幼小的身影路過高山腳下。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、了解飛機的構造,但他似乎離它們很遠。14歲那年,他更害羞了,戴著厚厚的眼鏡,從不直視鏡頭,把臉埋進腿里。后來他成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,面對一屋子學生講解核聚變。


  中產家庭的尼爾想當宇航員,或是旅游大巴的司機,坐在駕駛座上成為別人生活的導游。他眼睛明麗,蹦蹦跳跳地出現在片頭,夸張地表演著孩童的打鬧,認真談論天馬行空的想象,有人說他是最好看的孩子。14歲時,他是騎著自行車在巷子里飛馳的追風少年。21歲,他靠救濟金度日,淪為流浪漢,觀眾擔心他在下一集是否還活著。


  年輕的時候,大家都談論夢想,老了以后,變得不得不談論生活。年輕的浪漫主義者很快淪為陷入困境的單身父母。結婚、離婚、不忠和包容、精神疾病、挫敗的和實現了的野心,主人公們的生活在情感的延時攝影中展開。


  狄更斯式的階層討論被另一種主題取代。如今已經78歲的導演邁克爾·艾普特說:“我以為我在做一個關于階層的陳述,但我真正做的是關于生活的研究。”他的臉深受重力影響而布滿皺紋,若干年前,他在比弗利山莊的四季酒店推廣邦德電影,記者們好奇為什么他還在堅持做七年系列,報酬只是商業片的一個零頭。


  “我繼續做下去,是因為今天與我交談的每個人都問了同樣的話,‘他們會怎么發展?電影將如何結束?’”


  來自世界各地的詢問越來越多,拍攝《28歲》時,艾普特突然意識到這個系列并不是關于英國的階層制度,它有更深遠的影響和共鳴。“這個系列是關于角色的成長、找工作、結婚和生孩子的普遍問題。”拍攝《42歲》時,戴安娜王妃剛剛去世,導演記錄了主人公們對這件事情的反應,但在剪輯時刪掉了,“因為與角色們的成長不相關”。


  這是小人物縱向生活的人口樣本。7歲,世界剛剛打開;14歲,腦門出現青春痘,回答問題愛用暴躁的單音節詞語。7年又7年后,院子里的樹長高又修剪,當角色步入老年,影片不再關心他們成功或失敗的原因,而是關注讓他們幸福的因素。


  普通人的傳記


  “除了英國女王,沒有人像這14個人一樣被如此詳細地記錄。”從第三部開始參與拍攝的攝像師說。


  當鏡頭對著已到中年的尼爾,問他“你的人生失敗了嗎?”這張曾經最漂亮的臉蛋,出現可疑的瘡,“我還沒死。”他回答。


  攝像機完全記錄了他抑郁、隱居、無家可歸和身無分文的戲劇性經歷。他的父母都是教師,童年大體是幸福的。在14歲,他開始抱怨自己無法放松,“我去了一所糟糕的學校,受了欺負”。他說自己常被人打,16歲時被診斷出精神隱疾。


  他喜歡文學,夢想著去牛津大學,卻在考試中失利,最終來到阿伯丁大學,稱那里“有一種可怕的氣氛”。一個學期后,他退學了。節目組找到他時,他正在工地搬磚。他沒有成為旅行車的司機,卻靠著搭便車和領救濟金走遍英國,并一直在自問“我能為地球做些什么”。


  他拎著兩個行李箱在暴雨中行走,身體在不合身的大衣里晃蕩,尋找鄉下廢棄的房屋拖車躲雨。在湖邊的石頭岸邊,導演問他是否擔心自己的心理健康,尼爾望著平靜的湖水,冷笑一聲,那雙少年時代閃亮的眼睛垂了下來。


  “我永遠不會有孩子,因為孩子從父母那里繼承了一些東西,即使我的妻子是最活潑,最熱情的人,孩子也會陰郁。”對話中流露出的哀傷情緒,讓人相信他是個病人。


  35歲時,他孑然一身,跟父母關系淡薄,也沒有常聯絡的朋友,節目組的人有時與他一起過圣誕節,他與世界的紐帶一根一根松開了。“7年之后我在干什么?可能在倫敦的某條巷子里流浪吧。”尼爾抖動著身體,一只眼睛藏在光線之外。


  尼爾是整部紀錄片里,唯一一個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福的人。中國觀眾也為他揪心,“他過得這么落魄,我都想給他捐款了。”有人在《35歲》下面留言。


  同一時期,農夫的兒子尼古拉斯脫掉了厚底眼鏡和身上的靦腆,脫下沾滿泥的靴子,從農村走到美國的實驗室,成為一名健談的大學副教授。他的口音已經受了美式英語的影響,進取心日盛,發際線倒退。


  1991年的美國大學課堂,時不時出現中國面孔,穿著寬大的牛仔褲,留著中分。他們的教師尼古拉斯21歲時在牛津大學讀書,與剛剛宣布卸任的英國首相是同期校友。


  又過7年,人類站在20世紀的尾巴上張望,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,洪水來了,微軟發布了Windows 98,谷歌成立。主人公們人生過半,42歲,許多事似已成定局。


  遠離家鄉的尼古拉斯與第一任妻子離婚,評上了正教授,出版了幾本專業書,不久后就邂逅了第二位美麗的美國妻子。


  精神抑郁的尼爾在42歲出場時轉了一個大彎,他確實回到了倫敦,不是以流浪漢的身份,而是以地方議會的顧問身份。


  雖然這份工作仍然只有微薄的薪水,但他臉上開始出現笑容。他騎車穿梭在風景優美的英國鄉間,挨家挨戶做問卷調查。曾經的流浪生涯幫了他大忙,他幾乎走過每個地方,對各行各業都有所了解,很適合做顧問。


  他為地區建一座公廁而斗爭,“我敢說任何一個球場上的爭奪或是英國歷來的戰爭都沒這里激烈。”他把時間分配給議員職責、教會工作和樂施店的志愿工作。


  56歲時,尼爾甚至被邀請去澳洲做政治演講,主持人介紹他,“這是一位很有決心的政治家,他有可能成為英國未來的首相!”說到這里,鏡頭抖了一下,傳來笑聲,尼爾趕緊補充,“他不是在開玩笑。如果他們知道我曾靠救濟金活著,還會邀請我去演講嗎?”


  尼爾的父親去世前,他們曾一起看了一場比賽,老人已經沒什么力氣,兩個人都很放松,達到了某種和解。母親患阿茲海默癥后,也接受了他的樣子。


  這個已過半百的禿頂男人終于找到了一種寧靜,他躺在草地上,有一刻福至心靈,一只蝴蝶拍打著翅膀落在他身邊,“蝴蝶生命很短,但它享受陽光。”


  “我從16歲開始就一直被精神方面的問題所困擾,它讓我沒辦法順利地讀完大學,也帶來某些工作上的困擾。20多歲的時候我嘗試過求助心理醫療機構,但是那個年代不健全的醫療制度讓我很快意識到,求人不如求己。”56歲的尼爾評價自己最大的優點就是“能夠撐下去”。


  節目播出后,許多人給他寫信,說完全理解他的處境和感受,并試圖為他指一條明路。“但是我想說的是,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我的感覺,沒有。”尼爾說。他寫了一本自傳,但人們興趣不大。


  21歲之后,尼爾就不再看自己主演的這系列紀錄片了。他幾乎不再看任何電視,“人們告訴我,我被描繪成了一種翻盤的人生,但我不這么看,我認為我的生命到頭來是失敗的,幾乎我試過的所有事情都失敗了。”


  有人問他還記得那個關于宇航員的夢想嗎,“小孩子嘛,如果一周后問我,可能又是一個答案。”他如今在社區事務中重拾熱情。


  “教育不會告訴你怎么生活,只有生活本身才會教你。”他說,如果能改變居住的社區,你也可以改變世界,他的眼睛又亮了起來,就像1964年那位“小宇航員”的目光一樣。


  我們非常關心這些陌生人,因為有著共同的希望和恐懼


  等待7年一更新的忠實觀眾在角色身上投射自己。一些人不自覺地把自身處境和熒幕上的人作對比,另一些人用主人公的選擇為自己探路,作為以后人生的參考系。


  許多人喜歡看名人傳記,總能讀到一個似乎無足輕重的人,怎樣最終擁有與眾不同的人生。但七年系列是個反高潮的紀錄片,從1964年開始,觀眾就等待那些可愛的孩子演繹精彩人生,等了60年,終于等到了14個普通人。


  很多中國觀眾喜歡一個叫布魯斯的男孩。他在7歲時是上層社會的代表,穿著剪裁得體的西裝,眉宇間總有股悲天憫人的氣質。談到理想時,他說想去非洲,給那里的人帶去文明。從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后,他辭掉金融工作,搬去東區居住,在一所普通學校教書,這所學校正是猴子托尼的母校。


  35歲,同齡精英迎來事業上升期,布魯斯跑去孟加拉國當教師,在貧困的環境里解方程,房間里只有一張床和幾本書。他一直單身,但沒放棄尋找真愛,在42歲與同事結婚。


  得知尼爾流浪,他邀請尼爾住在自己家里,并在婚禮上發言。56歲,他有了兩個孩子,妻子偶爾抱怨他“出去旅游能跟販賣機吵起來”,他憨憨地一笑,生活平靜,以與兒子玩板球為樂。


  其他人呢?讀《金融時報》的人最終如愿成為皇家律師,戴假發,穿綢緞袍子,他有幾個兒時玩伴已經成為英國的部長,而他投身慈善,偶爾彈彈琴,習慣在鄉間侍弄花草。他的富豪伙伴成為律所合伙人,關心環境和食品安全,有一只三條腿的狗,是受訪者里唯一要求公映前審片的,并規定哪些能談,哪些不能談。


  福利院的孩子成了叉車司機,雖然一生自卑,但娶了熱情的老婆,已有十來個兒孫,在家庭中找到安慰。


  另一個出身福利院,沒有爸爸的人先后領養了100多個孩子,給了他們他不曾擁有的東西。


  一位受訪者成為電視臺制片人后退出拍攝。另一位因年輕時的政治觀點而退出,人到中年,他與妻子組了鄉村搖滾樂隊,為了宣傳而重返節目,一邊做公務員,一邊彈吉他。


  調皮的猴子托尼在49歲時通過乘客的減少,成功預言了金融危機,卻沒能躲過網約車的沖擊,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。他的父親是個賭徒,把骰子帶進棺材里。受他影響,托尼小時候活躍在沸騰的賽狗場,如今那里已經成為倫敦奧運會的體育場,“我閉上眼睛,那些聲音都還在。”


  不同年齡段的觀眾對影片的關注點不同,年輕的父母想尋找教育的意義,畢業生想解答職業規劃的疑問,女性想知道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。


  “看完紀錄片的后遺癥便是,環視身邊的每一個人時,都會條件反射地揣測他們的過去。”一位豆瓣網友說。


  “處在畢業想要放棄科研,然而并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的邊緣,很迷惑自己的人生,也很好奇別人的人生。”這位中國觀眾在英國留學,就讀學校正好是素恩的工作地。


  那個在美國街頭被擁抱的素恩出生于東區底層,沒上過大學,結婚又離婚,獨自撫養孩子,不斷跳槽,在42歲時重新開始全職工作,現在是倫敦大學的行政主管。


  “你是否希望有機會讀大學?”導演問。“不會,為什么非得往回看。”素恩的臉偏長,在前幾集里她梳劉海,現在亮出了腦門,“至少我擁有好的職業,有自己的房子,我退休之后可能沒有錢去環球旅行,但是只要我能把家里弄得舒服,讓家人有吃有穿,就已經感到很滿足了。”她是家族里第一個自己買房的人,她的父母至今還住在政府公屋里。


  素恩童年的玩伴琳琳被疾病糾纏。琳琳年輕時是流動圖書館的管理員,熟悉車上顛簸,后來被辭退,靠救濟金糊口,抱怨政府從她身上拿走太多,而她的后代重蹈她的故事——休完產假去上班的第一天,她的女兒就被告知丟了工作。


  2013年,在陪孫輩玩時,琳琳被秋千撞了一下,推倒了第一顆多米諾骨牌。她第二天住進醫院,先是腎衰竭,最終全身器官衰竭,成為消失在紀錄片里的第一人。死后,一家社區圖書館以她的名字命名。


  從35歲開始,陸續有主人公的父母去世,大部分都是罹患癌癥,他們后悔沒有更多了解父母,后悔父母去世時沒有陪在他們身邊……無一例外地在鏡頭前不能控制地掉下眼淚。


  “這節目其實很殘酷,但意義非凡,幾個人的一生我用幾天時間甚至幾張照片就看過去了。”觀眾說。有人對某一集感觸最深,警醒未來的自己:“有些人一生對自己的初心無悔,有人妥協。愿自己不變成年少時所痛恨的人。像托尼一樣,說開始就開始。”


  猴子托尼7歲的夢想是當一名馬術師,14歲他真的成了馬術師,但很快發現自己并不擅長,于是想做出租車司機,21歲果然成了司機。業余時間學習戲劇表演,還在知名電影里打了醬油。想要開酒吧,就和朋友合伙開了,盡管很快倒閉。他自始至終都帶著樂觀向上的市井氣,他出現在紀錄片里的第一個鏡頭是摔了個“狗啃屎”,但很快就站了起來。


  “但你沒有成為職業馬術師,沒有成為演員,也沒有開成酒吧。”在托尼為自己的人生洋洋得意時,導演犀利地對他說,美國正在放映的影院里,此時響起觀眾倒吸冷氣的聲音。


  “至少我嘗試了,比大多數只說不做的人強。”托尼笑著辯解。


  有觀眾認為,那些被主流思想認為沒有事業心、沒有跨越自己階層的“失敗者們”,他們也從家庭或者其他領域獲得了愛與動力,在60歲的時候依然樂觀且滿足,并認為之后的生活還有無限可能。


  一個未滿21歲的中國女孩羨慕富家女蘇茜,“真的是女孩里過得最好的啦”“說明一個女孩嫁得正確是多么重要。”蘇茜是那位小時候散發冷漠氣質的孩子,14歲接受采訪是在她父親一望無際的莊園。21歲時,她畫著煙熏妝,煙不離手。到了28歲,她卻完全被知性的氣質籠罩,身邊多了一位律師丈夫。“什么讓你變化這么大?”“可能是因為他。”蘇茜笑著挽住身邊人。


  還有觀眾得出一些接地氣的經驗,比如“告訴未來的自己,即使‘奔三’了,也要做好體型管理。”片中的富人大多保持著身材,而底層人一年比一年胖。


  他們的膽固醇水平并不能預測如何變老,更重要的是與家人的關系。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家庭是多么寶貴。”導演邁克爾·艾普特說,“56歲時,對于那些將精力投入家庭的人來說,收獲很多。”這是親歷者得出的人生經驗。


  我就這樣被概括了?


  許多人看到導演邁克爾·艾普特都會問一個問題,還會有《70歲》嗎?


  “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,我可能隨時掉線。”他回答。


  受《人生七年》的影響,美國、日本、南非都拍攝了自己的版本。相對于英國版,美版的人們擁有更多階層流動的機會,而南非版在拍到21歲時,就已經有一半的參與者去世,其中兩位死于艾滋病。


  “每次要拍新一集時,我都要回到他們面前,穿上推銷二手車的外套。”導演邁克爾·艾普特說,他要盡量說服主人公繼續參與拍攝。


  對于大部分參與者來說,影片的拍攝非常痛苦,“每七年被成千上萬人審閱一次,指指點點。”14位普通人成為周期性的名人。


  富家女蘇茜每次都說下次絕對不出現了,但一直堅持到了《56歲》,“這可能源于可笑的忠誠”。有一次,艾普特在離她家還有一小時的車程時,突然收到消息“不要來”,艾普特最終說服了她。《63歲》最新一集里,她沒有出現。


  總是穿著西裝三件套、戴著口袋巾的富人說,“觀察我變老、變禿、變胖,有意思嗎?”他痛恨小學校長推薦他上了這個節目,并且確實缺席了幾集,最終是為了推廣慈善才回歸。


  他在21歲時反對導演的采訪方式,鬧到最后不得不換個人來采訪。那位富人一直被描述成擁有天生的特權,但人們后來才知道,他的父親在他9歲時去世,母親辛苦工作供他讀私立學校,他最終靠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。


  “我每次拍攝的時候想說的東西都很多,結果節目播出的只是我做的一堆蠢事,而且是每隔7年才拍幾天,簡直就像圣經故事一樣精簡,然后這些短短的生活花絮就會被認為是我人生的全部。”受訪者抱怨。


  沖突最激烈時,攝像機錄下了一位底層東區女孩的“怒火”。“那是這個系列的一個歷史時刻。”女孩指責艾普特只展現自己生活的消極方面,并且只問女孩婚姻和家庭,對女性地位抱有偏見。


  “某些方面而言,她是對的。”艾普特說,“在這個系列的拍攝之初,我是很固執的。我和參與者們在對于成功、失敗、幸福等方面的定義都有著很大的分歧,而他們的想法往往會被我忽視。”


  艾普特說:“我習慣于扮演上帝的角色,不帶感情地分析他們的優點與不足,對參與者們未來的發展進行預言。”他曾預言過分活躍的托尼會在下一集入獄,因此故意在許多危險的地區拍攝他,打算用在后續影片。


  艾普特也承認,沒有選擇更多的女性參與是他的遺憾,影片開拍時,英國婦女的地位仍在家中,他當時無法想象會有一位女首相。


  當初這部只有半個多小時的紀錄片,到了《63歲》已經拆成3集,每集接近一個小時。有的受訪者說“這是七年一次的毒丸”,有的則認為“它是終身成就”。一個妻子說影片的好處之一是讓她看見了丈夫7歲、14歲的模樣,可以對比哪個孩子最像他。


  主創人員堅持稱它沒有改變主人公的生活。攝像師說,“連人家的窗簾我都不碰”。


  有人建議,應該在影片拍到晚年時再播放出來,而不是七年一次。因為拍攝和觀看的行為直接影響了人生的軌跡。


  在整個影集中,很多睿智的人其實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,“我之所以取得這些成績,是因為這都播出了,怎么好意思失敗?”“正因為之前拍的那段曬幸福,總是回看而阻止了離婚的可能。”


  導演艾普特不會讓7歲的自己參加這個項目。他住在倫敦郊區,自幼膽小,母親要每天接送他上下學,防止被其他男孩搶走帽子。他靠獎學金讀完劍橋大學,畢業后,制作《人生七年》的電視臺向他敞開了大門。


  某種意義上,他和農村娃尼古拉斯有些相似。他們都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事業,經歷了結婚、離婚和再結婚。在《56歲》的最后,尼古拉斯說他更希望自己能夠因為學術成就而出名,而不是紀錄片,雖然這輩子可能沒什么機會了。


  尼古拉斯被視為命運手掌里的漏網之魚,實現了階層躍升,但他從不看這個紀錄片,拒絕聽到自己的聲音,害怕有什么泡沫一捅就破。


  在《63歲》里,他患上了喉癌。回憶一生,他在13歲時看見一本書上說地球污染嚴重,開始研究核聚變,之后遇到障礙,在42歲中止了課題,他好像從未走出童年的那座高山。“生活并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展開。”他的眼睛又一次望向鏡頭之外,“你能看出來,邁克爾,我還是那個小孩。”


  中國觀眾擔心他的健康,特意去大學的官網查閱,尼古拉斯在新學期還會開課。


  (本文參考《泰晤士報》《每日電訊報》《金融時報》《衛報》《紐約時報》等)(楊杰 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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